编者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智能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高级形态，正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为深刻把握智能经济发展规律，厘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本报自今日起推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专家谈”专题报道，特邀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智能经济的内涵特征、场景应用、治理创新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解读。旨在以专业视角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智慧，共同推动我国智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为智能经济发展指明了清晰的行动路径。这一部署立足生产力跃迁，旨在通过数据驱动实现要素重组、产业重构与形态重塑，打通创新堵点，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关键载体，确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标识。

　　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是积蓄新势能的必由之路。它能够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落实这一部署，不仅能拓展新的增长空间，更能为未来构筑竞争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它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以高效要素配置为纽带，以区域协调绿色发展为底色，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积蓄起强大而持久的发展势能。

　　一是智能经济催生新质生产力，有效突破传统增长瓶颈。传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有形要素，受限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增长动力渐趋乏力。智能经济以数据和算法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趋零、强渗透性和网络效应等显著特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源泉。通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全链条进行深度嵌入，能够实现知识自动化、决策智能化和生产柔性化，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升不再是线性累加，而是指数级跃迁，如同为经济发展植入了一个高效的“智慧大脑”，从供给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空间和价值创造能力。

　　二是智能经济重构产业组织逻辑，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链条往往呈现线性、固化的特征，上下游协同成本较高。智能经济的兴起，催生了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能够打破行业壁垒，促进一二三产业在数据层面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以“人工智能+”行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通过“智改数转”实现降本增效、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实现“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直接孕育出智能芯片、大模型、智能体、自动驾驶等一批高成长性、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这种“存量优化”与“增量崛起”并进的格局，显著增强了产业体系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掌握发展主动权。

　　三是智能经济重塑要素配置方式，显著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在传统经济运行中，信息不对称和要素错配是导致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智能经济依托强大的数据汇聚与处理能力、精准的算法预测与匹配能力，能够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精准对接。智慧物流优化了商品流通路径，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智能金融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制造能力的在线交易与共享，提高设备利用率。这种以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库存成本和搜寻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推动经济循环从“近似畅通”向“精准高效”跃升。

　　四是智能经济优化区域发展动能，促进更协调、更绿色的发展。智能经济的非物理距离依赖性，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通过部署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标注基地、发展线上服务经济，中西部地区可以规避传统工业化路径中受制于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的弊端，直接嵌入全国乃至全球的智能经济分工网络。同时，“算电协同”等新模式的推广，能够引导智算中心向清洁能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布局，将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优势，实现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增效。这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能推动发展模式向低碳、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显著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与包容性。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需坚持系统观念

　　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从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生态营造、基础支撑、制度保障五个维度协同发力。尤其要贯彻落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要求，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发展之路。

　　第一，聚焦创新源头突破，构筑自主可控的技术竞争优势。一是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围绕下一代大模型架构、通用智能体、高性能算力芯片等战略制高点，支持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探索，鼓励“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二是通过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集中攻克底层算法框架、自主指令集等关键难题，逐步摆脱技术依附。注重技术体系的集群式创新，推动人工智能与量子信息、先进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等前沿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催生颠覆性技术方向。三是构建从硬件到软件、从算法到应用相互支撑、协同进化的自主技术体系，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芯片—框架—模型—应用”全链条闭环，筑牢智能经济发展的安全底座与竞争壁垒。

　　第二，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从场景试点向全产业渗透的价值转化。一是高水平建设科学智能、物质创制等融合平台，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支持建设面向新材料、新药物、新能源等领域的AI研发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加速仿真计算、分子筛选，将研发周期从“年”压缩到“月”甚至“天”。二是加快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等标志性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农业等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鼓励各地结合产业特色开展“人工智能+行业”专项行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三是建立“场景驱动—数据反馈—模型迭代—价值提升”的闭环机制，鼓励龙头企业开放场景资源，带动中小企业参与联合创新，支持平台企业与行业用户共建行业大模型，形成“一行业一模型”的赋能格局，让智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第三，营造“雨林式创新生态”，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共生共荣。一是着力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共同体，打破各类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知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格局。二是建设专业化、特色化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和活跃的开源社区。在重点城市布局人工智能特色小镇和产业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低成本创新空间。支持开源社区建设，鼓励企业将核心算法开源开放，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生态共建。三是借鉴开放式创新理念，打造汇聚技术、数据、场景、资本于一体的开放平台。培育一批根植性强、成长性好的“智能原生”企业，形成技术互促、商业互惠、文化互信的共生网络，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四，强化软硬协同支撑，筑牢从单点算力到全局智能的基础底座。一是超前部署超大规模智算集群，适度超前布局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在算力需求集中地区建设E级智算中心，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针对算力“能耗瓶颈”，创新探索“算电协同”模式，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新能源发电基地联合规划、协同调度，实现绿色能源就地转化与高效消纳，有效降低算力使用成本和碳排放。二是发展高效的算力调度平台和分布式计算框架。建设国家算力调度平台，实现东中西部算力资源统筹调度，提升利用效率，避免闲置浪费。支持研发面向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分布式计算框架，优化通信、存储、计算协同效率。三是加快建立高质量、多模态、标准化的数据集。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建设行业知识库，探索数据要素的流通交易与收益分配机制，制定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标准规范，打破“数据孤岛”，激活数据价值。

　　第五，优化制度供给体系，构建从政策引导到安全保障的护航机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一是推动政策供给的系统集成。强化教育、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领域政策的协同性，建立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针对智能经济跨界融合特点，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清理不合理规定。按照“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要求，建立审慎包容的监管框架，对新技术、新业态设置“观察期”和“沙盒监管”，鼓励先行先试，同时守住安全底线。二是实施更加开放、灵活的引才育才计划，重点造就兼具技术洞察力与产业实践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支持高校设立智能经济相关交叉学科。三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前瞻研究算法歧视、数据滥用、就业结构冲击等社会伦理问题，加快构建法律、标准、技术、伦理“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立法，建立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完善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框架，确保智能经济发展方向始终服务于人民福祉，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